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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如何進一步建設與國際接軌的優質金融營商環境?

澎湃新聞 2020-02-19

上海是我國的重要金融中心,經濟地位很高,而上海在近些年的金融經濟法發展當中表現也是相當亮眼。在此情況,進一步推動上海金

 
       上海是我國的重要金融中心,經濟地位很高,而上海在近些年的金融經濟法發展當中表現也是相當亮眼。在此情況,進一步推動上海金融環境完善和未來金融經濟發展,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和上海市政府也發布了相關的《意見》。

2月14日,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上海市政府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銀發〔2020〕46號)(以下稱《意見》),為決勝“2020年基本建成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目標提供了重要引擎和堅強保障。

其中,《意見》提出建設與國際接軌的優質金融營商環境。支持上海加快推進金融法治建設,加快建成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規則體系,加大對違法金融活動的懲罰力度,鼓勵開展金融科技創新試點。研究推動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破產法庭順應金融市場發展趨勢,參照國際高標準實踐,加強能力建設,提高案件專業化審理水平,增強案件審判的國際公信力和影響力。

那么,對于上海營造國際一流金融營商環境以及推動金融科技中心建設方面,業界有何建議?

政策待松綁、監管待創新、流程待簡化

一位上海金融科技公司高管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上海在一些傳統金融公司和互聯網科技公司的合作方面、牌照的發放、資格權限的審批等都比較嚴格,對于創新的包容度還有待加強。”

他表示,歐美等國的金融中心,尤其是金融科技中心,得益于較為成熟的市場環境,監管常常是交給“市場的手”,效率更高,上海乃至中國的金融監管還是偏向于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無法滿足日益擴張的金融科技市場的需求。

“如果把科技的力量如大數據、互聯網、區塊鏈、現代化的思維方式運用到監管流程中,是可以兼顧安全和效率的,但這需要對現有的監管模式進行流程化體系化的再造,這也是對現有監管慣性和思維的一種挑戰。”他說道。

中倫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劉新宇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以金融科技監管為例,進一步擴大監管沙箱機制的運用是目前值得關注的舉措之一。監管沙箱機制在國際上也比較常見,包括英國、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都先后推出了自己的監管沙箱制度。監管沙箱機制就是允許金融科技創新應用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試點,根據試點效果,再進行推廣,對于試點的金融科技應用,上海可以在監管政策上給予一定的支持,比如簡化審批程序等,督促其快速落地。

1月14日,央行營業管理部網站向社會公示2020年第一批6個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應用,這意味著中國版“監管沙盒”有了實質性進展。上海方面,央行上海總部在去年10月印發的《關于促進金融科技發展 支持上海建設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導意見》中也指出,將探索金融科技監管沙箱機制。

尚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趙志東認為,金融中心基本框架形成后,金融市場機制將成為決定金融中心最終成敗的決定性因素。在此方面,穩定和有可預見性的法律比應事而設的行政措施更具保障作用。上海必須在正確發揮政府推動作用的同時,盡快健全法律體系,最終形成法律主導型國際金融中心格局。

“在轉化過程中,政府要克戒因行政權力天然膨脹與濫用導致金融風險增大、金融結構失衡和市場失靈等情況發生;要充分發揮法律法規在金融市場體系建設中的核心和導向作用,避免政府主導中介入過多和不當干預可能帶來的弊端;要明確政府的職能僅表現在積極履行市場制度規則設立、產權制度保護、市場合約保證履及投資者財富保護等方面。”趙志東表示。

人才政策和法治環境

那么除了簡化行政流程、優化監管思維、實施法律保障之外,還有哪些因素需要完善?

“在目前低生育率的人口趨勢下,城市不能再以挑人的思維來對待人才,以杭州、深圳等為代表的互聯網較為發達的城市早就擺出搶人姿態,而且政府會配套一些產業園、科技園等,給予租金和其他稅收優惠。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創業成本可能會流失掉一些生產力。”上述金融科技公司高管表示,該公司需要的重點人才,如互聯網類、大數據類,找同樣水平的候選人,在上海付出的成本更高,也更難。因為同類型的公司數量還不充分,不足以形成活躍的人才要素的流動。

趙志東介紹,倫敦國際金融中心是當前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也最具活力的金融中心。其成就的取得主要歸功于完備的法律體系、公正有效的司法制度和高素質的法律從業人員。在立法方面,英國2000年頒布了《金融服務和市場法》,以配合1997年10月成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開展工作(該機構取代了原有的10個監管機構,對金融市場進行統一監管)。

趙志東表示,上海近年在金融司法體制建設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與金融發達國家(地區)相比,上海的金融爭議解決機制仍有所欠缺,主要表現為:缺乏高水平金融法律人才,金融案件審計經驗不足;案件審理易受外部因素影響,司法公正性面臨考驗;國內當事人對仲裁方式不夠信任,仲裁解決金融爭議遠未達到預期目標等等。上海的律師業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從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目標看,有些差距也不容忽視,主要表現為規模化和專業化的發展程度不夠高,從事金融專業化服務的律師數量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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